双重领导的不协调和一个为主的错位造成了派驻机构监督乏力，促使中央对派驻机构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47] 《李光耀政论文选》，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87—88页。让每个人都成为财产的主人或所有者和与民分利，就是让社会和公民真正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
[25] 文末，王江雨博士总结到：在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如果一个政党，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上台，建立一个强势政府，实行法治，强力肃贪，发展教育，慷慨投资民生和基建，任人唯贤，那么长期执政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都不必对反对派进行排挤和打压。也可参见王江雨：《新加坡法治的源头》，载《南风窗》2013年第13期，总第491期。[18]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211页。[21] 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22] 秦晖：《共同的底线》，第277页。司法是一个宪政国家重要的法律实施机制和渠道。
[19] Hair原则的内容是：H=Helicopter，这是指政府的公务员必须如同直升机一样，可以立即起飞，也可以纵观全局，代表了李光耀要求公务员要有高度的行动力，及能以宏观角度判断事情。[42]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28—129页。法律不能因一些团体不能负有限责任而剥夺其法人的地位。
团体不是生物人，没有生理机能，不可能具有像生物人一样的意思。依自然法，所有生物人都应当视为人。梅迪斯库认为，法人就其宗旨而言被视为归属载体。你不能如此论证：他为什么是主体，因为他拥有权利能力，为什么他可以拥有权利能力，因为他拥有权利，为什么他可以拥有权利，因为他拥有权利能力。
{52}显然，一个人或团体因具有权利能力而获得主体地位，但却在某一权利上没有权利能力的说法只能让人在逻辑上产生混乱。因此，法律理论势必还要发明其他术语去揭示诸如法人和自然人权利资格的不同。
任何人不得在精神上和行为上强制他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医疗上的强制治疗等除外)。具体地说，在认同权利能力是主体资格的同时，又认为权利能力是一种抽象而不是具体享有权利和承受义务的资格。{39}应当说，区分不同的权利能力，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它说明了主体资格和具体的权利资格是不能兼容的，否则也不会区分一般和特别的权利能力了。非营利社团一般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
为此，学者尝试用各种解释来弥补缺陷。3.理性迷失对权利能力作为主体资格证成的影响 德国立法者认为，权利能力作为主体资格的逻辑是自足的。{28}同注〔14〕，第70页。人人平等不仅是一种价值，也是私法自治的前提。
以公司为例，公司是权利义务的集合，集合了股东和出资者的利益，被赋予虚拟的理性，从而有资格代替出资方同相对人交易。理性窒息了法律主体的发展空间，主体的开放性迫使其必须挣脱理性的羁绊。
这一意义上的主体就像是仓库。因为，这些团体在法律没有授予其权利能力时往往也是存在的。
然而，随着法律主体的具体化以及团体主体发展的需要，权利能力以理性作为唯一的根据，已经不敷使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823页。{63}只要克服生物人必须与母亲彻底分离的观念，只要不对法律变更迷信般的嫌恶，那么拟制是没有必要的，胎儿就是人。例如，如果一个公司没有金融经营资格，就会被认为其从事金融活动时没有权利能力，继而只能认为其没有主体资格。一些团体事关交易安全和投资安全，法律必须将其塑造为适合从事商事交易的团体。{11}这里的理性，包括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
第二，是指获得主体地位所需要的法哲学基础上的根据和实定法上的所有条件。为此，权利能力不再是主体资格，而仅是权利资格。
因此，这种权利能力中的权利只可能是抽象的权利，如果是具体的权利，便会产生限制具体权利资格便会限制主体资格的问题。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祭祀公业、祠堂及寺庙在民法实施之前，早已集散权利义务。
如果权利能力作为主体资格，那么部分权利能力说和权利能力受限说让人联想起罗马法上的人格减等制度。而生物人(包括生物人组成的团体)的本质是各种自然的激情、愤怒、傲慢与性欲，是吝啬、贪婪、残忍、背信弃义、脆弱、傲慢、好色、狡诈、冷酷、轻率、无信仰(怀疑)，并且人自身不能胜任社会交往。
于此，还可以起到打通理性、主体和权利三者之间的联系、突出私法之权利本位的作用。还有一些团体则是基于权利义务归属和集散的需要，这样更能节约交易成本。使他们成为主体的原因，在于他们有被注入理性以实现私法意思自治的需要。第四，使法律调整方式失之于灵活。
{46} 两种角色本来以主体资格为主，但鉴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和团体基本上都被赋予主体资格，权利能力主体创制功能弱化，学者论述又主要偏重于权利能力范围，不得不说，一般学说中，本来作为主体资格的权利能力已基本沦为法律审视主体是否具有具体权利资格的工具。第一，两种角色经常混同。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权利能力也有区分，但通常把权利能力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例如，在我国，只有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公司才能被认可为负有限责任的法人。
既然生物人和人格可以分离，人格可以单独授予，那么将人格授予一个团体也就可以想象了。但是如果权利能力仅作为权利资格，由于所有主体均有范围一致的一般权利能力，因此，一般权利能力并不能决定法律行为的效力。
既然是目的，所有其他事物自然要为目的服务。有趣的是，罗马法上的人格是用来制造不平等的，而现代法上的权利能力则是用来制造平等，其目的在于塑造无差别的人的形象。集散，主要是从动态和主体的角度来看的，主体装载的权利义务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就像仓库一样，不断地收发各种权利和义务。（2）权利义务归属、集散的工具。
私法主体制度应当具有开放性，以适应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成公式，即是说：权利——理性——权利能力——法律主体。
其二，更重要的是，当理性缺失后，当权利不能代替理性论证主体资格的根据时，作为权利资格的权利能力便只是主体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适合充当主体的资格。这里面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这种资格不管叫什么名称，实际上就是做事资格，即具体权利资格，而做人资格已经被一般权利能力解决了。其实即使剥夺也是徒劳的，不管这些团体叫不叫法人，法律或司法实践最终还是要承认这些团体的私法主体地位。
